欢呼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背景介绍：今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目前中国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又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或者转折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一个现象──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进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结果亦将对中国的劳动力政策发生重大影响。

何禹欣问（以下简称“问”）：进入刘易斯拐点，对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如玩具、家具等，正在产生或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蔡昉答（以下简称“答”）：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刘易斯转折点是有条件的，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从这个点就开始真正短缺。换言之，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指的是过去只要创造就业机会，就能把劳动力吸引来，不用涨工资──这样的时代已告结束。


某些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人口增长高峰二十年以后，会面临比较大的就业压力。加上人口流动障碍的存在和各种各样的制度约束，提供的岗位不足以吸收所有的劳动力，所以会出现用固定不变的低工资吸引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的现象。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说明过去的薪资水平已经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


在假设工资、劳动力条件和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我们预测2004年—2009年之间的某个时间，会出现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持平，随后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或者叫劳动力紧缺。这个时候，只有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劳动条件，才能吸引到需要的劳动力──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含义。

事实上，那种认为2009年中国就将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的观点，则过于简单化。这是对经济学中预测这个概念的误解。预测是假设一系列条件不变化，但是，现实中每个主体都会对新情况做出反应，就意味着条件是变化的。应该注意到，中国劳动力人口基数大，虽然增长率在下降，但总量还在增加。根据目前的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约为9.6亿，比2005年还多3000万。即便在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在66%-67%，这个比重高于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而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有1.8亿的务农劳动力中相当大的部分，仍将陆续地转移出来。


对企业而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的短缺，过去普通劳动者为了维持温饱而无条件接受低工资和危险工作环境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批完全靠压榨血汗工资，没有其他盈利能力的企业，会被淘汰出去，而真正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则会继续生存发展。这样，无论对企业的产品质量还是劳动者的工作环境，都做了一次优化。


在人们不再无条件地容忍恶劣的工作环境、污染的时候，如果能得到政策层面的配合，比如出台保护劳工的立法，发布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和减少污染能耗等的政策等，结合企业、职工和消费者的要求，恶劣的工作条件就会得到改善以至消除。转变增长方式的愿望就成为各个主体之间可以相容的共同激励。

　　
因此，经历刘易斯转折点，对企业可能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有一定的上升，但产品质量和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并不会大幅度的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报告显示，过去25年时间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全世界是最快的。这说明现在中国提高劳动力工资是有劳动生产率做基础的，不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


再次，即便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以每年两位数的水平增长，由于他们现在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3%-4%，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比较优势不会丧失。只要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相关政策到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会长期保持。

问：怎样衡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答：按照宏观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出口推动，投资推动，和消费推动。近年来，出口推动的贡献尤其巨大，而且呈逐年增长之势。国外研究也认为，中国出口的产品中，竞争力排在第一位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问：一种普遍的担心是，中国的劳动力不再象过去那样廉价之后，外资会转移到其他低廉劳动力供应充裕的新兴市场？

答：这样的推断并不会发生。

　　
我们曾做过比较。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非熟练工人在受教育程度和易于管理的程度上都是领先的。这既说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也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的性价比很高。所以，大多数外资不会出现转移，走掉的也许就是那些只想榨取血汗工资的企业。


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不缺投资。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早期，可能因存在储蓄和外汇双缺口而引进外资。也就是说，国内储蓄不够，同时出口产品竞争力不足，外汇也不够──只能靠援助或引进外资。现在中国已经不存在双缺口，拥有大量的外资和高储蓄率。


那中国为什么还要大量吸引外资呢？我个人以为，到了一定阶段，一个国家引资的目的在于利用外部投资者的资源配置能力。我们有钱，但我们没有足够的企业家能力，从这个意义上，需要借助外国资金来配置资源。


过去很多研究认为，外资首先是冲着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的，其次也看到了中国庞大的市场潜力。前几年中国农民收入提高较慢，国内需求并没有真正调动起来，外资的侧重也在于国际市场。工资上涨后，普通老百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也很高，中国国内市场会迅速扩大。这时，设若外商投资的第一个目标出现偏差，第二个目标却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弥补了第一方面的损失。因而，这个大趋势对中国是有利的。

问：对于习惯了“中国价格”、消费“中国制造”的发达国家，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又意味着什么？

答：我们可以排除大规模地“替代”中国产品的情况。因为第一，到某一个国家投资并不是由劳动力工资一个条件来决定，而要看全部的投资环境。第二，中国的产品虽然在涨价，但涨价的边界还是足够大，中国产品的价格仍然很低。中国提高产品价格可能会影响国际市场，但是由于缺乏替代的竞争者，中国工资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差距仍然很大，还远远谈不上输出通胀。


过去很多批评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输出通货紧缩，其实是他们没有主动跟上一个动态的比较优势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来是渐进缓慢的，但由于中国发展太快──特别在加入WTO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暴露在国际市场上也太快，他们调整不过来。这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由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初步的变化，国外企业的调整压力可以适当减缓，但还远远谈不上应该向相反的方向调整。

问：中国与其他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国家的异同是怎样的？

答：早期的发达国家没有二元经济，刘易斯的理论并不适用。刘易斯通过观察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日本，发现二元结构的存在：即有一个部门即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边际劳动生产率非常低，要依赖其他非农部门的积累、消化、发展，直到有一天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吸收干净为止。然后两个部门慢慢开始一体化。刘易斯预测日本会在70年代出现拐点。


经历刘易斯拐点最典型的旁例，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时它们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随之开始上涨，并做出了倾向于劳工的政策调整。


谈到中国与他们的异同点，其实二元经济结构是相对的，只是在中国表现的更为明显。中国的人口结构与发达国家不一样。在早期，人口的出生死亡都是自然发生的，有什么经济水平就有什么样的健康医疗水平和死亡率。而后，死亡率的下降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逐步变化。由于发达国家在在医疗知识等方面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借鉴，后者的死亡率一下就降下来了。人口增长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更快，二元经济的反差因而更大了。从中国来看，人口转变速度尤其迅速，只用了二三十年就完成了别国上百年的进程。这意味着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得比较突然，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问：在政策方面，中国有没有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做好准备？

答：政策的形成是在现实的利益博弈中形成的。政府会看到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并做出反应。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短缺、当地外资的反应更加敏感，因为外资投资，直接影响到各地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到 ，地方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加强监督工伤事故，工作环境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从国家层面，立法从过去偏向雇主转而偏向农民工，也出台了包括禁止拖欠工资、防止年龄歧视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法规。


但目前最应改未改的，仍然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约束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制约了40岁以上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和流动能力。目前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从短期看就业是自由的。但是城市不解决养老，不解决医疗保险──所有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都因为没有户口而被剥夺掉，这就注定了人们打工永远是短期行为。户籍制度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了，关键要改革附着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待遇。改一个名字，但农村和城市并不享受相同的福利制度，是没有意义的。从现在看，改革户籍制度没有什么根本性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要改成什么样──目标模式，尚不清晰；对改革前后如何过渡，也没有足够的认识。


我最初研究刘易斯转折点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去一直在讲增长方式转变，但绝大多数人只将其简单定义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或者是从目前的劳动密集型转为未来的资本密集型。而我认为，应该由生产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驱动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增长。

　　　　
以前有人口红利，劳动力充足便宜，还有高储蓄率，资本没有报酬递减现象，中国当然没有动力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现在劳动力短缺的前景不远，已经是时候实现这个转变。如果能推动制度和增长方式等条件的改变，让悲观的预期落空，经济学家做预测的目的就算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