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9年的冬至快到了。61岁的刘太后望着宋朝的天空，愉快地筹划起生日。她已经在宋仁宗身后垂帘听政7年，现在，她很想把太后生日“长宁节”的仪礼，升级到与皇帝 生日“乾元节”相同的程度——由天子带着群臣来拜寿。
此念一出，别人还没说话，国家图书馆的高级管理员范仲淹就跳了出来：“不行！太后过生日，是皇帝的家事，扯上文武百官跪拜，岂不乱了后世的体统？”范仲淹越说越激动，干脆连还政于皇帝、退居深宫的话，也竹筒倒豆子说了个痛快。
刘太后气了个半死，她这才发现，这个在士大夫中颇有名气的范仲淹，不是什么安分角色。
不安分的“三行三光”
还在少年时，范仲淹的口气就不小。当时他在南京求学，宋真宗巡游，街上看热闹的人不知凡几，唯独范仲淹不为所动，继续看书。抢着一睹天子样貌的同窗劝他不要错过难得的机会，范仲淹却随口说：“将来再见也不晚。”
结果，第二年范仲淹就进士及第，见到了皇帝，正式步入他的政治生涯。
范仲淹最初的仕途看起来不怎么顺利，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地方官任上辗转了十多年。好在他惦记的不是官位，而是民生，每到一处都是实干型官员。在泰州时，他不过是个盐仓管理员，却因为不忍见良田为海潮淹没、百姓为灾情所苦，越职向上汇报，希望朝廷修复海堤。4年后，海堤大功告成，范仲淹也由此提升，进入中央。
从此，范仲淹的一张嘴皮子，就名噪朝廷了。第一次自然就是和刘太后的较劲，老太太一生气，就把他贬出京城。他的同僚好友纷纷赶来饯行，对他的行为赞不绝口：“此行极光（极其光荣）。”
过了几年，刘太后去世了，宋仁宗把范仲淹召回。然而他屁股还没坐热，就和皇帝吵了起来，原因是宋仁宗想废掉郭皇后。既然平民都可以因“七出”之罪而休妻，何况一个皇帝？所以宰相吕夷简连忙举双手赞成，范仲淹却摆出一堆大道理，不让仁宗离婚。最终仁宗烦得受不了，把范仲淹贬到睦州了事。京城官员闻讯，又一次热热闹闹地来送 别，大声赞扬：“此行愈光（更为光荣）。”
没多久，范仲淹又回到了中央。这一次，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画了一幅《百官图》进献仁宗，嘲弄宰相吕夷简一味提拔亲信、朋比为奸。吕夷简几乎跳起脚来和他大吵一场，骂他离间君臣，于是范仲淹又被贬到饶州。士大夫们轰动了，第三次跑来喝饯行酒，啧啧称赞：“此行尤光（特别光荣）。”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 大笑道：“这样的荣耀，我已经前后三次了。”
言毕，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转过身，挺直了背脊，迈开大步，洒脱而去。
不好惹的“小范老子”
1040年正月，西夏攻宋，宋军在延州三川口大败。
三月，冷风如刀，一骑快马奔进延州前线，马上的人，却是须发苍然、已在多年贬黜中度过了52岁生日的范仲淹。
有宋一代，为防止重蹈唐朝武将割据、动辄造反的覆辙，“文人统兵”成为国策。既然范仲淹在士大夫中久负声望，这次国难当头，从仁宗到百官，都想到了调他入陕为帅。
范仲淹到达延州的时候，看到的是满目疮痍，他的前任范雍已经把边防整顿得跟个软柿子一样。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一首《渔家傲》，苍凉、沉郁之意扑面而来。
在3年的陕西军事生涯中，范仲淹所擅长的，是防御战。
他把手上的18000精兵，分给6个将领直接统辖，打破了北宋“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传统。有敌人来犯时，不再按照军衔高低迎战，而是有能力者出战。
接着，修城寨、筑工事、开边贸、扼要塞……西北边境一带的边防，逐渐坚固起来，西夏大名鼎鼎的一代英主李元昊，几次扰边，都没能再得逞。一时间，西夏兵卒奔走相告：“现在的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指范雍）好欺负了。”
3年，对于一直处在周边民族政权包围之下的北宋王朝来说，只是很短的一瞬；然而范仲淹的这3年，却为北宋军事，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狄青。
“小范老子”是在基层士兵中，发现狄青这个人才的。狄青临阵，喜欢披头散发，戴着铜面具，在敌军中所向披靡。范仲淹仿佛在沉寂的军队中，看见了一道灿烂的光芒。他欣然送给狄青一本《左氏春秋》：“做将军的人，如果不知道古往今来的事，就只是匹夫之勇。”从此，狄青刻苦于兵书，精通历代将帅之道，成为北宋一代名将。
不成功的“庆历新政”
文官也当了，兵也领过了，范仲淹最重要的人生机遇，终于来临。1043年，一道圣旨，把他从陕西前线召回中央，并擢升参知政事（副宰相职），“庆历新政”的大幕正式拉开。
当宋仁宗走进崭新的天章阁时，候在那儿的范仲淹、富弼，并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番名留青史的殊荣：皇帝亲自递给他们笔纸，请他们写下改革国事的政见。
范仲淹诚惶诚恐，文采风流和政治理想在这一刹那碰撞出惊人的火花，十大政策一挥而就，琅琅上口：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细细数来，除了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以外，其他七条政策，竟然都和吏治相关。
可想而知，当时的官吏松弛，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以至于它成为改革派官员的共识，比国防、国库更为紧要。然而，一场首先针对于“人”的改革，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这一点，或许满怀理想、激情的范仲淹，一开始并没有想好。他只是大笔一挥，把一个个不称职的官员，从考核本上一笔勾销了。富弼叹息道：“小范啊小范，你是一笔，他却一家哭。”范仲淹毅然道：“一家哭，总强过一路百姓哭。”
于是，没有几个官员，能坐得住了。要夹着尾巴当官？要时时提防举报、弹劾？一时“人心不悦”，一片惶惶。
敏感的范仲淹对此已经察觉，他不无忧心地对同一战线上的富弼说：“同僚当中，有几人和你我同心？即使是皇上，他的心意能不能坚定，也难说啊。”
不幸而言中。
仅仅在一年半以后，大官僚夏竦跳了出来。他指使家中一个女奴，偷偷临摹范仲淹改革的拥护者、官员石介的笔迹，写了一封废宋仁宗的诏书草稿，然后递到仁宗面前：“这是石介替富弼写的。”
尽管仁宗是宽仁之君，并没有因此大兴冤狱；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假诏书事件的背后，是“庆历新政”注定渺茫的前途。在一群老资历大臣的集体开炮面前，宋仁宗顶不住骤然巨大的压力了。
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再一次收拾行囊，离京贬任地方。
北宋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改革，以保守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57岁的范仲淹，从此没有政治的“第二春”，只能在好友滕子京寄来的《洞庭晚秋图》上看图“说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源：《环球人物》 编辑：肖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