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四路里利州东路里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元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怕四川将来经济力量恢复起来以后，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与元中央作对。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
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科举制度下，两宋和明清时期在四川选拔的人材数目。我们知道，宋代总登科人数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3－4倍。这应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和宋王朝对选拔人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两宋在315年间，共举行过118次考试。北宋与南宋情况不同。总的趋势是，南方登第人比例迅速增高，至南宋时，高度集中在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以及成都府路。从唐武德五年（622 AD）起，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 AD）止，在近1300年中，全国共出了596个状元，其中四川共占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元明清代各1人，由此可见，从元朝以后的829年时间里，四川仅仅产生了两个状元，和有宋一代315年里产生了13个状元相比，判若云泥。光是眉山地区，在两宋时期，就产生了880个进士。所以杨慎在谈到明朝四川人材凋零的原因时，说：“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
整个有明一代，四川在《明史》里入传人物共99人，占总入传人物3254人中的3%，不及陕西的4.8%和河北的5.6%，而同期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却占全国入传人物总数的28.5%。
四川的书院数量在两宋时占全国的第六位，可是到了元、明时期，却降低到全国十位以下。虽然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清代四川书院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晚清前夕，四川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的第二位，然而，这些书院质量是不高的，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培养应付科举的生员，对于学术文化的提高罕有裨益，即使就算为了应付考试，其效能也是很差的，清朝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其它省分偏少，或许能暴露清代四川书院的一些问题。整个有明一代，四川的精英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只有一个唯一的状元杨慎(升庵)，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文星辈出，同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明末的战乱，更使恢复中的四川人口数量再一次骤减，尽管有清初的大量移民，但其素质并不算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士，这和唐末、北宋末大批精英人才迁入四川是不能比拟的，因而晚清以前，四川除了清初思想家唐甄，清中叶的文史家李调元、文人张问陶、一品官员张鹏翔以外，几乎没有产生过更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精英。
综上所述，从宋末战争以后，到明后期，四川都没有恢复到她在两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明末张献忠入川所带来的清初战乱与屠杀，更使缓慢恢复中的四川文化受到第二次严重摧残，一直到晚清以前，四川都处于全国文化水平较低的位置，换句话说，四川经过秦汉建立起来的古典亚文化最终在宋末动乱里消失了，这不仅是四川的损失，也是中华文明的损失。
作为南宋军民的一部分，四川军民用生命的代价，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争，这是西晋末、唐末、五代，北宋末的的汉族人民对异族入侵者的斗争里从未出现的历史现象，后来在明末汉族对女真族的入侵，也有类似的地方，但不及南宋军民抵抗得持久和激烈。这个抵抗，向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高级文明阻挡低级文明侵略的鲜明例子，同时也提供了一
个由于长期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所带来的对文化破坏的生动例子。
在四川保卫战中丧生的南宋官员：
利州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元知府郭正孙、利州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州知州张资、成都制置使丁黼、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成都制置司参议王翊、简州知州李大全、嘉定知府张忆牧、四川总领财赋王朝、黎平通判何充，何充妻陈氏、沔州知府高稼，高斯得父子、高稼弟高定子、四川制置司参谋许彪孙、怀安军知军史显孙、汉州节制邵复、汉
州通判罗由、汉州教授袁拱辰、雒县知县罗君文、遂宁管文学赵拱实、威州棋城主薄史季检，其子良宵，其婿杨城夫、汉州权通事刘当可、汉州司户参军赵崇启、邛州知州赵晨、阆中推官赵广、蓬州转运使施择善、顺庆府知府段元鉴、文州通判赵汝乡、重庆知府赵立、南平军知军曹琦、云安军主薄杨寿孙父子三人、绵州知州范辰孙、施州知州鲜于渭、文州知州刘锐、金州通判蹇彝，其子蹇永叙，弟蹇维之、西和州知州陈寅，妻杜氏，及子妇四人，其宾客二十八人、西和州推官贾子坤及其家十二人、泸州安抚使王世昌、丹棱县知县冯仲晔、成都府知府冯有硕、普州知州何叔丁、隆庆府教授郑柄孙、阆州分俭赵寅、德兴县丞王贵行、盘石令姚希得、资州知州刘永、隆州知州蒲东实。
丧生的南宋将领：
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与弟曹有万、重庆制置兼重庆知府张珏、马湖都统和州防御使张实、利州都统安抚王佐、金州都统安抚和彦威、苦竹隘都统杨立、苦竹隘都统徐昕、郢州都统赵文义、兄赵武义、中江县：守将何庚，安惟臣，田广泽，歹坤、成都都统秦广孝、泸州都统黄仲文、泸州都统张桂、泸州都统金文德、万州都统上官夔、泸州都统江彦清、涪州都统王明，其子王忠训，总辖韩广文，张遇春、成都马步兵总管张顺、洋州都统关贵、洋州都统白付才、彭州都统宇文景纳、利州都统吕达、叙州都统杨大全，开州守将：庞彦海，张德，韩明父子，忠州镇抚使马坤、嘉定都统侯兴、重庆都统程聪、金州都统杨福兴、
邛崃部曲帅石戴、绵州都统张珍。名山部将王虎（代字）、张觉、杨招讨女将军。
史学家对四川人口锐减情况的详细推断过程：
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1162 AD）全国总户数为1,113万，如果按平均每户为5人估计，则该年南宋人口约为5,565万人，这个人口数字基本符合何炳棣在文里对南宋人口的估计。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4万，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包括利州东西路属于今陕西、甘肃部分）人口大约为1,320万人。这个数字大约为1162年南宋全国人口的24%。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的户口数为258万，略微比绍兴初期的人口减少，人口为1290万。
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不过，我们应该验证一下至元十九年诏书里12万户数的准确性。
按《元史。百官志七》：“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由这段记载可知，虽然四川行省是至元二十三年时才置的，但至元十八年时的四川已经事实上被元当局与同陕西分开考虑了。因此，至元十九年诏书所提到的“四川”的确是分省考虑。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至元）十三年，立巩昌路总管府。十四年，复行便宜都总帅府事，其年割隆庆府，利、巴、大安、褒、沔、龙等州隶广元路。”可知，在至元十九年时，原属南宋利州西路北部的天水军（这时已被元当局改为天水县，属成州）、成州、西和州、阶州已属巩昌路，不在四川所属，而此时的大安、褒、沔州属四川广元路，同时考虑到兴元府，包括凤、洋、金三州仍属四川，这样，在至元十九年的诏书里的“四川”行政区，已经不含属于巩昌路的三州，也不含属于宣徽院管辖的文州。
这样，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总户数12万中，并未计算成州、西和州、阶州、文州，这四州的户数可以估计为0.9万。添上文州，估计为1万。为了和淳熙二年拥有上述四州的南宋四川四路户数作比较，我们把估计数为1万的这四州户数加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户数上，这就得出了至元十九年时原四川四路的总户数修正值为13万。
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修正数字13万户的准确性。按照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田垦殖》文中表一“元延祐间四川盆地耕地状况”，元四川行省的编户民共计253,724户，口807,727人，这就是说，元延祐间（1314-1320），四川有耕地农户25万余，这个所谓耕地户，是指自由耕地者，不包括政府的军屯和民屯户，也按上文，民屯户有7,324户，军屯人数为5,542人，注意到军屯基本上是单身汉。我们猜测，元至元十九年时候的12万户，也是指耕地户，而不包括民屯户与军屯户，除了这两项以外，尚有城市极少数无耕地的士与官吏，然后就应该是元将领在宋末战争里掠取的以及被元王朝赏赐的私户，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赐参知政事咎顺（即降元的咎万寿）农户180户于江津，但总量不会太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加上1万户民屯与军屯的估计户数到元初的13万上，得到完全总户数14万。
按照《元史·地理志二》里在至元二十七年时的四川行省各路的户数统计，我们得到四川各路的总户数为152,810，约为15.3万。这个数值并不包括陕西所属的兴元府三州，加上至元二十七年此三州的户数2,149，约为15.5万，如果再把民屯和军屯估计进去，则原南宋四川四路的完全总户数在至元二十七年时应为16.5万。
比较至元十九年的14万与至元二十七年16.5万这两个修正后的完全户数的差异，可以理解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距离至元十九年已经过去8年，估计在这8年的时间里，局势逐渐稳定，流离在山间的人差不多已经返回到可耕种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至元十九年诏书里四川总户数12万基本正确，只是此户数不含今甘肃的部分，也不含流离在野林里的户数。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精确考虑四川人口在宋末战争中的减少状况，我们宁愿使用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人口变动已经稳定（亦即逃离在山林里的人民基本上返回农耕地区入户登记），修正了的完全户数16.5万。不难算得，它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四路户数258万的1/15，或者有比率约为0.065。
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在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四路人口大约为82.5万，因此，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
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决不负川!!
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决不负川!!!我们由衷地赞扬四川人民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